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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王朝兴亡周期律的昭示

2019/11/9 0:45:52

【读书】王朝兴亡周期律的昭示

 

 

经过大战乱以后建立的新王朝面对很多新问题,一般来说要面对三个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地主统治者跟农民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第三个矛盾是新王朝跟北方民族的矛盾。这三个矛盾如果新王朝处理得很好,局面就会改观,出现兴旺发达的盛世,如果不好好处理就会引起社会大动荡,引起王朝很快灭亡。章士钊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中的《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一文、台湾学人柏杨的《中国人史纲》的“瓶颈危机”一节都指明了这一点。

 

章士钊先生在《柳文指要》里说:

 

自生民以来,中国一治一乱循环无已,不论何代,开国以后,迟或百年,少则数载,政治必趋腐朽,积渐以至于亡,其所以然,乃在不解防微杜渐之术,此固不廑中国然也。

 

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中“瓶颈危机”一节指出:

 

夏王朝和商王朝建立的初期,都曾爆发过致命的政治灾难。

 

夏王朝第四、第五任君主,和商王朝第三任君主时,也就是,当夏王朝开国后四十年左右,和商王朝开国后也是四十年左右时。夏王朝政权接连被后羿和浞夺取,商王朝政权也落到伊尹之手。结果虽然传统的当权人的后裔取得胜利,但已经杀人千万,血流成河,而这些后裔并不一定十拿九稳的可以得到胜利。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都有这种类型的场面。这使我们发现一个历史定律,即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的50年左右,或者它传到第二代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所谓若干年和若干代,只是为了加强印象而设,当然不会有人机械地去解释。在进入瓶颈的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他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历史显示,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获得一个较长期的稳定,不能够通过或一直胶着在这个瓶颈之中,它必然瓦解。

 

第一个矛盾是农民同新王朝,农民同地主间的矛盾。因为旧王朝旧统治者极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加上打仗,所以农民起来反抗,矛盾非常尖锐激烈,但是仗总有打完的时候,最后局面改变,统治者和农民、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开始趋于松弛、趋于缓和,如果这时新统治者接受过去的教训,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局面就会有些变化。

 

新王朝缓和矛盾的政策大体上有这么一些:

 

第一是轻徭薄赋,减少对农民的赋税和徭役,与民休息,老百姓可以稍微安定下来从事农业生产。战国时候农民田税是收获的十分之一,秦始皇的时候很重,“收泰半之赋”,还有一种说法叫“头会箕敛”,数人头交税,用簸箕掠取粮食,就像《秦妇吟》里“罄室倾囊如卷土”一样,全部拿光。西汉刘邦建立政权,天下穷得要死,田都荒了,老百姓没粮食贮存叫“民无盖藏”,统治者也穷,皇帝出行要讲排场,四匹马拉车,可是“天子不能具钧驷”,就是要找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拉车都找不到,“而将相或乘牛车”,下面的大臣将相出门只好坐牛车。所以汉高祖以后把赋税减到十五分之一,后来文帝减到三十分之一,甚至于有十几年不收税,老百姓就舒服了,可以慢慢恢复生产。景帝正式定了制度三十税一,西汉一直下来都是这样,东汉也这样,赋税负担相对较轻。

 

战乱中很多老百姓流散了,脱离土地,统治者希望他们回到土地上恢复生产,就贴告示“复故爵田宅”,恢复原有社会地位和发还土地房屋。再有就是减省刑法,最有名的就是刘邦打进长安的“约法三章”。结果不久就出现很好的局面,经济恢复繁荣,社会安定。这个局面对统治者最有利,最符合统治者的最大利益,也符合地主的利益,地主有田可出租,老百姓可以从事生产,对农民也有好处,这样就出现历史上有名的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文景之治”。一直维持到70年后汉武帝即位,国力非常充实。国家粮库里的粮食旧粮不清理,新粮不断加入,粮食越来越多,没有开支,只有收入,结果几十年以来,粮食都坏了烂了,成土成灰。库房里收的钱,很长时间只收入不支出,穿钱的绳子都烂断了,全散架提不起来,国家非常富裕。这是秦末农民起义后西汉的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措施带来的后果,成为盛世。

 

唐朝时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也是减免赋税、刑罚带来的局面。清朝入关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出现一个富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的“康雍乾盛世”,其中当然也孕育着矛盾和危机,以至乾隆以后渐渐维持不下去,最后终于灭亡,但是盛世却是存在的。

 

所以凡是农民起义以后新的统治者采取若干好的措施,局面就能维持,而且有所发展,但一旦新王朝不采取这个办法,而采取倒行逆施的办法,横征暴敛到处浪费、到处奢侈,问题就来了,老百姓到时候维持不住,就开始造反,原来的王朝很快就灭亡了。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很重要的王朝,一个是秦朝,一个是隋朝,开局都不错但灭亡很快,到第二代皇帝就结束了。“其兴也速,其亡也忽”,兴起时候很快,灭亡也很快,很多方面的因素是人为的。

 

第二个矛盾来自统治阶级内部。旧王朝灭亡,新王朝建立,但是新势力尚未稳固,人心尚未完全认同,不断有人造反,想当皇帝,反对新朝,所以统治阶级之间矛盾尖锐。中央王朝建立,不但地方上很多势力反抗,同时中央内部也有各种势力对抗,所以内部斗争很复杂、很严重。

 

西汉初年诸侯王都是地方割据势力,汉景帝时,东方有七个诸侯王国联合反对西汉中央,即是所谓“吴楚七国之乱”,当时局面很严重,但最终被平定。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是秦王,对立面是他哥哥皇太子李建成和他弟弟李元吉,一个太子一个齐王,双方对抗很厉害。后来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趁上朝时,买通玄武门守将,发动突然袭击,将他们杀掉,然后逼李渊承认他是皇太子,没多久当上了皇帝,李渊退位,但局面还没有完全稳定。在武则天掌权时期,唐朝功臣的后代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结果被镇压。历代统治集团都有内部斗争,像清朝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三藩也是一种地方割据势力。康熙皇帝平三藩打了八年,最后终于将吴三桂集团消灭了。

 

这里最富有戏剧性的是宋朝,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是借“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的皇帝。按照习惯,宋太祖应该传位给他儿子,可是他的弟弟赵匡义有野心,趁着宋太祖生病的机会逼迫赵匡胤,两人吵起来。吵些什么,外边人不知道,只能躲在外边远远地看,只看见蜡烛影子摇摇晃晃,有人影来回晃动,听有斧头把儿着地的声音,这就是有名的“烛影斧声”。过了一小会儿,宋太宗宣布宋太祖死了,临终嘱托由宋太宗继位,“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破解,大概是赵匡义搞了一个阴谋,事先有所布置。

 

明朝“靖难之役”也是因皇位继承问题而起。明太祖有25个儿子,太子死了,只有把皇位传给孙子建文皇帝。当时他的很多儿子不服,其中明成祖燕王朱棣在北京起兵,双方打了三年,最后南京被攻破,建文皇帝失踪了。一种说法是建文皇帝当时跑掉当了和尚,明成祖后来到处追捕建文皇帝。一个传闻说跟武当山有关,武侠小说里有武当派,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掩护建文皇帝到处逃跑,所以明成祖拼命秘密地去抓张三丰和建文皇帝,这是一个说法。再一个说法是建文帝跑到国外,明成祖到处探访建文帝的下落,甚至派郑和七下西洋密访,结果还是没有找到。现在经过历史学家的研究,建文皇帝确实没有跑掉,多半死于乱军之中,这跟“烛影斧声”一样是一个谜。

 

影响明朝历史的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迁都北京。明成祖打下南京以后迁都北京,因为他的根据地在北京,在北京修皇宫,搬到北京,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变化。北京是中国历史的古都,但是时间靠后,古都西安、洛阳都比较早。从公元1153年金建都北京,经过元朝、明朝、清朝到现在建都已经有800多年,这是一个都城的变化。第二是太监。中国封建政治史上太监很重要,太监地位很低,但是因为在皇帝身边,很容易接近皇帝,盗用皇帝的权力,作威作福,左右政治。历史上有三个朝代,太监都起着很坏的作用,第一个朝代是东汉,第二个朝代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第三个朝代是明朝,明朝太监刘瑾、魏忠贤都很坏。这跟明成祖有关系,明成祖为了造反打掉建文,收买了很多皇宫太监,以后他打到南京,太监响应他,给他开城,所以明成祖后来很重用太监,就出了很多擅权的太监,像王振、刘瑾、魏忠贤都很厉害,但下场也不好。所以历史上宫廷政变,统治阶层内部的斗争很富有戏剧性,玄武门之变、烛影斧声、靖难之役都有很大戏剧性。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可以是一个瓶颈,一个狭窄的通道,过得去就好,过不去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整个王朝也被颠覆。像西晋建立没多久就出现“八王之乱”,打得天下大乱,最后出现农民起义,出现五胡十六国,西晋就灭亡了。

 

第三个矛盾是新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矛盾。当旧王朝强大的时候,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一种压制手段,一旦旧王朝衰落灭亡,北方游牧民族趁势而起,开始南下侵犯新朝,新王朝往往是在建立之初,统治还不稳固,国力还不行,所以对付北方游牧民族采取不同手段、不同策略。

 

秦始皇对北方匈奴采取驱逐控制的政策。秦末农民起义以后,匈奴势力加强,不断南下,抢掠地方财物,杀地方官吏,而且汉高祖刘邦曾经被匈奴包围,结果只好偷偷耍一个阴谋诡计逃掉了。西汉政府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妥协屈辱,以维持国内经济发展,一直维持了70年。到汉武帝时期,国力充实,开始训练骑兵,组织军队,利用有名将领卫青、霍去病去打匈奴,经过几次大规模决战,把匈奴打败。

 

隋朝末年由于农民起义,各种武装势力混战,北方的突厥强大起来也南下,以致北方很多武装势力都向突厥称臣,包括唐朝李渊也曾去称臣,后来他认为这件事情很丢人,就不再提了,但是历史记载还有痕迹。唐太宗当皇帝后,突厥骑兵一直威迫到长安北边,唐太宗只好出面谈判,送了很多东西,突厥这才退离。唐朝准备了3年,把突厥打败,俘虏了突厥颉利可汗。

 

明朝就更厉害,原来蒙古族建立元朝统治全国,明太祖朱元璋把他们赶到蒙古高原,但元朝势力仍不断威胁明朝。明成祖即位后,挟战胜之师不断进攻,不再退让,连续五次亲征深入蒙古高原,使元朝势力受到很大打击。

 

所以每个新的朝代对付北方民族都有自己的措施和政策,措施和政策如果正确,国家就能维持,如果不正确就导致危险。

 

五代时后晋的领袖石敬瑭,最初夺取政权完全靠北方契丹族支持,建立政权后他对北方契丹卑躬屈膝,自称“儿皇帝”。他死后,他儿子石重贵开始轻举妄动,对抗契丹,契丹南下灭亡了后晋。

 

由此可见,一个统治者如果不能够正确处理好与北方民族的矛盾就免不了败亡。五代被北宋代替,北宋统一全国后也企图跟契丹建立的辽朝打,宋太宗两次出兵都失败。最后一次宋朝军队的前锋一直打到现在的北京西郊、北京展览馆一带的高粱河,结果辽国军队骑兵突然从旁边冲出来,北宋大败,宋太宗腿上中两箭,狼狈逃回来,腿伤好不了,后来就死了。后来辽朝不断威逼北宋,到宋真宗的时候,契丹又南下,宋真宗想跑但没跑成,被迫在黄河边上签订了《澶渊之盟》,规定双方为兄弟之国,辽朝是兄,北宋是弟,北宋要给辽“岁币”,每年要送东西,有粮食,有钱,有布,有帛,有绸缎等等。这就是对北方民族的处理上没打好仗或者策略上有错误造成的后果。

 

面对这些矛盾,错误地接受历史经验,采取不妥当的办法,将会带来恶果。北宋为了限制和防范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农民的反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渲染重文轻武、重内轻外,大量养兵养官,出现“冗官、冗兵、冗费”的痼疾,造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南宋偏安江左,对南下的金兵一再屈辱求和,统治者仍一味歌舞升平,粉饰太平,无所作为,最后亡于蒙古,以致两宋成为历史上最羸弱的王朝。

 

 

一个王朝到了中期,统治时间长了,开国时新鲜的劲头失去了,惰性出现了,国家的治理渐渐弛缓了,各种矛盾开始孕育,土地兼并激烈起来,赋税逐渐苛烦,贫富分化开始严重,吏治走向败坏,腐败现象滋生,统治者奢靡浪费开始成风,对外战争迁延不决,小股农民起义出现了,这时一些有见识的统治者开始指陈时弊、倡言改革。改革针对国计民生,重要的在经济方面,希望能够减轻农民的一些负担,减轻一些经济危机、财政危机。

 

西汉武帝时候,任用张汤、桑弘羊改革币制,统一用五铢钱,另外还有一些办法如均输平准、专卖盐铁,简单地说是国家控制贸易、控制商业,也限制大商人的实力膨胀,改善一些财政经济状况,改善一些人民的生活。

 

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财政非常乱,收入很少,就重用刘晏改盐法,把盐改为专卖,收盐税。盐税是一种间接税,交税以后,盐价涨,消费者买的是高价盐,实际上等于交了税。杨炎行两税法,把税制整顿清理集中,主要收土地税和户税,收税由收实物改为原则上收钱,这个办法起过一些作用。

 

北宋王安石进行税制经济方面的改革。明朝张居正把各种苛捐杂税统一成“一条鞭法”,来减轻人民负担。到清朝康熙时候,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候实行“摊丁入亩”,丁税取消改成田税,与人口增加没有关系,收税标准看土地多少而不是看人头多少。

所以历来王朝中期都有危机出现,都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类改革往往收到一定的效用,然而行之不久,或因遭反对而废罢,或被别有用心的人标榜改革而走了样,原来的矛盾继续激化,再有反对改革的人力量很强,有些改革者甚至成为悲剧人物。

 

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就一直有人反对,王安石下台以后,还有人反对,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改革名义,搞鬼名堂。北宋的大奸臣蔡京标榜支持王安石变法,可是搞的是另外一套。唐朝中期刘晏、杨炎改革以后,唐顺宗的时候有一次革新,所谓“二王八司马”后来都挨整了,唐朝大诗人柳宗元、刘禹锡都挨整。唐文宗有过一次政变,也失败了。

 

随着一个王朝中期的危机,进行改革或者主张改革失败,或者一段改革有了若干成果,但终于要失败。所以王朝危机还是延续下去,矛盾还是尖锐化,等到矛盾尖锐起来以后,有些人大声疾呼要求改革,改不了了,国家机器像一个重载的破车,顺着坡下,一直往前开,重力加速度越来越大。最后只有一个办法,掉到悬崖底下,翻车摔了,那时候改也不行,不改也不行,最后的出路,就是没有活路的农民起来造反。

 

 

从两千年王朝兴亡,可以认识到:

 

第一,中国是农业社会,农业是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王朝之兴,往往在比较正确地对待农民;王朝之亡,必然是不正确地、错误地对待农民。

 

一个新王朝在农民大起义起来以后建立,往往很注意农民起义的教训,旧王朝灭亡的教训,痛定思痛。西汉初年一些人经常注意的就是不要蹈秦末的覆辙,唐太宗也是不断以隋为戒,注意隋朝覆亡的教训。新王朝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跟新王朝统治者们怎么看待历史的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措施有关系。

 

第二,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是剥削者,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可以接受农民战争的教训,可以接受前代王朝破灭的教训,但也可以不接受,一旦羽毛丰满,势力强大,就会忘乎所以,不再自我控制,这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各级官僚机构和各级官吏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统治者历来很重视吏治问题,王朝兴起后往往很注意整饬吏治,像西汉、唐朝包括明朝都是这样。一个王朝之所以衰亡,很大的原因是吏治的腐败。

 

当时统治者对待农民,对待吏治,有一个基本思想——“民本”,“民为邦本”,国家基础在于老百姓。“民为邦本”很重要,各级官吏不是人民的公仆,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是父母官,对待人民要“牧民”,“牧民”这种态度在古代是一种进步的思想,但是近代看就不够了。

 

跟“民本”相对应的是“民主”思想。我感觉中国历史上对“民主”好像不大讲究,好官清官讲究的是“为民做主”,所以有一句话“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话有一段时间脍炙人口,我看光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大行,还是差一点。各级官员应该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光是为民做主还是上下级的关系,还是用统治被统治的关系看待官民关系。唐太宗的宰相魏徵将皇帝和老百姓的关系比喻为船和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里主体还是统治者,老百姓只是一个受动的客体,是被统治的关系。中国历史上一再讲到“为民做主”,讲到“亲民”“为民父母”“爱民如子”“民为邦本”,好像跟今天理解的民主思想总还有一定距离。

第三,历代王朝兴亡,乍看起来不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并非单纯的回归,不是像一个不倒翁一样,一推一歪再一摇,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它应该是螺旋形的,在不断地循环之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这种上升发展到宋朝以后势头受到阻碍,不如欧洲。

 

欧洲从十字军东征,11世纪以后,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很快,资本主义因素出现。像意大利这些地方早期资本主义因素就出现了,大概13世纪以后,伟大的文艺复兴出现,15世纪航海地理大发现打通印度航路,发现美洲,环游世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随着文艺复兴,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后出现西方一些国家疯狂掠夺分割殖民地。种种矛盾出来以后,欧洲引发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末期由于生产力发展进一步要求,出现产业革命,欧洲开始近代化和现代化,历经发展到了今天的现代社会。

 

中国在宋代以后,历史发展虽然看起来是在回旋,可是发展停滞,以致到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化也受到阻碍,几经周折到现在100多年,还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还不能说是一个发达国家,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本世纪中期以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距离很发达国家还差一步。

 

60多年以前在延安窑洞里,黄炎培讲到王朝兴衰周期律的时候,不无忧虑地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当时和他对话的毛泽东就很乐观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听了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十分高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毛泽东所说的这条民主新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一直在探索,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封建统治开始一直努力进行,历经曲折,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盼望实现的就是这个民主道路。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谈话,已经过去了60多年。我们几经艰难曲折,至今仍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努力前进,至今也仍在体制上和机制上为实现民主、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实现有相当的机制对官员进行制约而努力,真正做到人民当家做主还有待继续努力。我想这就是王朝兴亡周期律给我们的最大昭示。

 

问:刚才您讲到农民起义的领袖当了皇帝,是因为蜕化变质才成为封建王朝领导,我觉得这个观点好像不太对。农民起义本身是旧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不代表一种新兴的生产力,所以起义的结果必然是当皇帝,不存在蜕化变质,性质本身决定他是在封建生产关系内部的一种此消彼长的问题,而不是一种新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取代旧的,所以可能说不上是蜕化变质的问题,我觉得是这么一种情况,不知道对不对?

 

宁先生:这个问题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从客观上考虑,一个从主观上考虑。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它是一个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这个阶级本身是小生产者和小所有者,他有一小块地或者是没有地,由地主租赁给土地,本身几乎是一无所有。既不是地主也不是皇帝,这样一个阶级被迫起义。客观上讲,他是反对封建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但是一旦推翻了旧的王朝取得了政权,它又只能想走封建王朝的老路。从主观上来说,农民是个体小所有者,在封建社会里,他受到封建思想、封建习惯的沾染,他本身造反是因为他活不了了,他造反最后也无非是想上去当皇帝,但是在农民起义大潮中间,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客观的阶级地位如此,主观愿望又是如此,客观环境使得他不得不走上封建帝王的道路,因此我们说他蜕化变质也是可以的。事实上像朱元璋、刘邦这样的领袖,当年他穷得要死,快活不成了。陈胜、吴广,领九百戍卒戍渔阳,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不能按时到达,依法当斩。陈胜、吴广商量说,现在跑掉也是死,起兵也是死,都是死,何不为国家而死。那时他就是有一百个当皇帝的愿望,也实现不了,只能死中求活。他们应该说是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这利益很难说它是封建的,也很难说它是非封建的。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当地位变了,局面大了,当皇帝的愿望可以实现了,也可以说蜕化变质了,很多的草莽英雄恐怕都有这样的经历。农民问题比较复杂,是一个很有争论的问题,希望我们都能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